因此，宪法第30条和第31条共同完成了这种国家结构形式的转型与建构。
从实践来看，区域行政协议是指那些有关政府及行政主管部门为了顺应区域发展的趋势，在不同行政区域间协调行政目标、裁撤制度藩篱、缓解权力冲突等方面协商一致而签订的一系列合意性书面文件的总称。[37]无论从行政协议的目的案，还是行政诉讼的目的看，就《行政诉讼法》和《适用解释》中所规定的几种判决方式而言，我们赞同以下观点：继续履行是首先要考虑的违约承担方式。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行政协议除了前述列举的情形之外，还存在许多其他情形。再比如，《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37条规定，在特许经营协议有效期内，协议内容确需变更的，协议当事人应当在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对于合同无效，民法上合同无效的规定，是否直接适用于行政合同，还存在较大的争议。《适用解释》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撤销包括全部撤销和部分撤销。
第38条规定，在特许经营期限内，因特许经营协议一方严重违约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特许经营者无法继续履行协议约定义务，或者出现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提前终止协议情形的，在与债权人协商一致后，可以提前终止协议。《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的起诉期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See Luciano Floridi, et al., Report of the Advisory Council to Google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https://buermeyer.de/wp/wp-content/uploads/2012/02/Report-of-the-Advisory-Comm ittee-to-Google-on-the-Right-to-be-Forgotten.pdf. [58]See Floridi, supra note 57. [59]同前注[19]，〔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书，第201页。
[75]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很多学者也指出，知识产权应当以促进公众的信息可获取为目标。因为Google等搜索引擎对于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储存与传播和前科技时代的信息收集、处理、储存与传播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例如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在美国，第一修正案不会允许法庭强制搜索引擎删除此类信息。
[72] 在欧盟做出关于被遗忘权的判决之后，Google的全球隐私顾问彼得·弗雷策（Peter Fleischer）设想了三种场景：第一种场景是个人删除自己所发的个人信息，即个人在网上发布了某些信息，随后个人对此感到后悔，希望删除此类信息。我国相关法律对于被遗忘权的规定以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双方约定作为删除信息的前提，这说明我国法律上的被遗忘权基础是法律所规定的公共利益或具体场景中的双方预期，其目的是要确保信息的合理流通与各方的合理预期。
第三部分指出我国关于被遗忘权的学术争论延续了西方的讨论框架，但我国关于被遗忘权的法律实践采取了一条独特的进路，而且这条进路从总体上符合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理。对于应对数字化记忆的可能对策，舍恩伯格是从个人认知调整、信息生态的法律建构与场景化的技术建构层面进行应对的，即改变人们对网络信息的接受与认知。[55]这两种理论尽管都有不同，但都意识到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必须超越个体，从共同市场或公共领域的角度来寻求言论自由的正当性基础。[60] 三、被遗忘权的中国理论与实践 回到中国语境中对被遗忘权的讨论与相关法律实践，可以首先发现我国学界对被遗忘权的学术讨论与西方非常类似。
[76]对于一个社群或公共空间来说，除了照顾个体的合理预期之外，也会期望个人信息的合理流通与社会的合理期待。毕竟，权利在社会现实中的落实并不是靠一纸判决或一个条文就可以落实的，如果忽视权利实现的现实基础，那么相关权利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在欧洲和美国，很多学者围绕被遗忘权的性质、正当性与适用范围进行了讨论。[40] 最后，有的反对者也从技术层面对被遗忘权提出了质疑，质疑擦除信息的有效性。
[64]参见张里安、韩旭至：《被遗忘权：大数据时代下的新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第35-51页。[65]而就被遗忘权的反对者来说，有的指出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与信息流通之间的紧张[66]，有的指出，被遗忘权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应当通过数据最小化、通过设计的隐私保护（privacy by design）来保护公民隐私。
[63]有的认为，被遗忘权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一种，是人格权在时代的新发展。对此，如果被遗忘权的反对者仅仅从个人主义的言论自由权进行反驳，那将难以支撑自身的立场。
[75]最后，从预期的角度来看，当个人在公共性的网络空间发布信息，发布者应当预期到此类信息被复制和转发的可能，并且应当承担与之相关的风险。在理论上，阿兰·威斯丁（Alan Westin）和其他学者已经在相关著作中提出，隐私的关键是对个人信息的控制[26]，隐私意味着个人、群体或机构对自身信息在何时、如何以及在什么程度与他人沟通的主张。改变数字信息的流通机制。在立法层面，我国有的法律规定虽然与被遗忘权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仍然与欧盟的被遗忘权有较大差别。如同有的评论者指出，在现有条件下，只有欧盟和其他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俄罗斯、日本、中国香港地区）承认了被遗忘权，这就使得个人所提交的擦除请求很容易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网站上重新出现。[23]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舍恩伯格的著作为被遗忘权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合理的被遗忘权应当是一种经由个人提起而经由社会界定的社会遗忘权，而不应当是一种建立在个人信息控制权之上的权利。[46]而一旦司法性机构等实体对某个案件进行了被遗忘权的判决，这类判决就更可能实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从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控制程度不同，可以对被遗忘权进行进一步的场景化界定。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负面信息的例子中，被遗忘权可能会被某些人加以利用，剥夺公众的知情权。
网络与信息时代的数字化记忆可能会对公民个体产生一些不合理的负面影响，但这些负面影响应当通过社会规范与社会声誉机制来调整，不能由国家法律来承担这一责任。一、被遗忘权的起源 被遗忘权起源于西班牙谷歌案。
最后，被遗忘权的反对者并没有明确指出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舍恩伯格在《删除》一书中所提到的信息过剩问题并不一定会推出被遗忘权的结论。针对冈萨雷斯的诉求，西班牙数据保护局一方面认为，报社对涉案信息的公开是合法的，因为其是根据西班牙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的要求而刊登声明的。[5]参见张浩：《被遗忘能否成为一项法律权利——兼与杨立新、韩煦教授商榷》，《广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101-105页。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8年第6期。
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基本符合被遗忘权的基本原理。例如，就被遗忘权的支持者来说，有的认为，被遗忘权对于在数字化时代保护公民个人隐私、防范风险具有重要作用。
事实上，行使被遗忘权不仅很难产生被遗忘的效果，反而会在很多情况下产生放大效应。斯胡教授指出，早在布兰代斯和沃伦的文献中，他们就区分了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只有私人信息才能得到隐私法的保护。
而且，这一指南要求个人信息主体请求删除其个人信息时必须提供正当理由，并未像欧盟的法律一样，赋予数据主体以一种固有的被遗忘权。支持被遗忘权的第一点理由来自于遗忘机制对社会和个人的重要作用。
而就我国的法律实践来说，可以发现我国关于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实践总体上符合上文所提到的被遗忘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原理。[52] 被遗忘权的支持者还正确指出了Google等网络搜索引擎的性质。[24]对于信息与数字技术的这一特征，有的学者曾将其称为数字化红字。也因此，第三种场景中的基本原理和结论应当和第二种场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只有含有个人信息的内容侵犯了法律法规所规定权益时，此时才能批准个人要求删除其信息的请求。
二、关于被遗忘权的争论 被遗忘权是否应当被移植到中国？或者说中国是否应当也确立被遗忘权这样一种权利？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我们有必要对支持和反对被遗忘权的已有观点进行分析。[21]同上注，〔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书，第72页。
[69]但这一指南仍然只是工信部的部门标准，不具有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效力。它是图书馆，是书店和杂志摊。
例如，一个希望重返的英国政客曾经向网站提出被遗忘权的请求，要求删除其曾经浏览和整理虐待儿童网站的信息。四、被遗忘权的场景化界定 上文提到，遗忘权必须建立在信息的合理流通与人们的合理预期的基础之上，在这一部分，我们根据个人对自身信息的来源不同而区分不同场景，以此来进一步说明如何在法律操作层面界定信息的合理流通与人们的合理预期。
